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鮑賢玲見證
我是倪柝聲師母二姐的女兒（鮑賢玲），從小就在宣道會辦的教會學校讀書。我母親又是守真堂的執事，我也在守真堂教主日學並在教會裡司琴。但後來我看到地方教會的真理，就去地方教會聚會，並被接納，（當時，我母親很不高興）。我也參加了倪弟兄的馬太福音查經聚會，非常蒙恩。解放初期我也參加了倪弟兄的政治大課。他闡明基督徒應該如羅馬書十三章所說的“順服在上執政掌權的”。又說基督徒應該表現得比一般人更好，以彰顯神的榮耀。所以當時教會裡的弟兄姊妹都是勞動模範或受表揚的。但我從來也沒有聽倪弟兄講任何反對共產黨的話。
我母親有一叔父是地下共產黨員。解放前，他經常將進步書籍給我父親和倪弟兄看，所以他們二人比較瞭解共產黨的政策，思想比較進步。倪弟兄給我們上政治大課，也是受了我叔公的影響。可惜他理解錯了，以為“群眾力量大”我們全國信徒聯合簽名要求政府不要分掉福州牯嶺的教會產業。政府一看，你們人這麼多，引起警愓，並扣了一頂“破壞土改”的帽子，成為倪弟兄“反革命集團”的重大罪行之一。
倪弟兄的父親在海關裡做事，家裡很有錢，還有祖傳的房地產。但倪弟兄自己非常儉省，一切都為主擺上。有一次他出門去參加一系列重要會議，身邊只有15元錢，根本不夠做路費。但在臨行前聖靈感動他要將5元給某弟兄，奇妙的事，原來不夠坐船的錢，竟能使他平安到達所要去的地方，回來的路費，主替他預備。等他回來後他才知道，原來他給那位弟兄的錢，正是他們全家所急需要的。主不誤事，主的感動沒有錯。（詳見倪弟兄的著作《曠野中的筵席（Table in the Wilderness）》Day July 4.）
1946年夏，倪師母請我們全家去福州牯嶺，住在山腳下的一棟平房裡。我們早餐在自己家裡吃，午餐、晚餐都到倪弟兄住的那棟房去吃，還有其他醫生、護士姊妹也在一起用飯。倪弟兄在山上辦了一個義務診所。有戰後善後救濟總署捐助的藥品和教會中的醫生、護士姊妹義務給鄉下人看病。不收費用，僅要他們交40隻蒼蠅或蚊子，或一條蛇，或一隻老鼠（目的要他們除四害）。我在幫他（她）們掛號。（我的福州話就是在那時學的）。一方面也是藉著義診傳福音。
記得我們用飯前，倪弟兄的謝飯禱告非常簡單，但非常有能力及感人的。晚上有交通聚會，他傳神的話也是感人至深的。有時我們大家一起到山上去走走，他也是講神的話。我喜歡清早到山頂去守晨更及看日出。山頂上有一塊很大的磐石，像一個大沙發，我喜歡跪在那裡禱告，然後坐下讀經。倪弟兄經常一早就去山上晨更（比我更早），有時經過我那裡和我打招呼。
關於生化藥廠的事，我聽倪師母提到生化藥廠的事。她說在生化藥廠合併到東化藥廠（在東北）時，有一高壓鍋，作價多少萬，政府說倪柝聲抬高價格售給政府（我忘了多少萬），其實這是當時的價值，並沒有抬高價值。政府連一分錢也未付過，反而說生化亂抬高價錢，欺騙政府。
1951年倪弟兄寫了幾首非常寶貝的詩歌，倪師母幾次請我和我妹妹（有時我母親也去）一起去唱倪弟兄新寫的詩歌。這些詩歌不但文字優美，屬靈意義深，調子也好聽。（後來編在新出版的詩歌裡）。特別是倪弟兄渴慕主回來的心境，感人至深。
1967年倪弟兄15年刑期滿了，政府要他公開聲明放棄信仰，因為他們早就宣佈他已放棄信仰，並說他以前所講的道都是假的。因此令許多信徒跌倒放棄信仰，認為這樣屬靈的人原來全是騙人的。其實他從來沒有放棄過信仰，有其獄中難友也是在勞改農場的室友吳友琦作證。（此人現在Anaheim, CA）。因倪弟兄曾對他說過：“將來你如果有機會出去，你一定要為我作見證，我從來沒有放棄過信仰。”我親耳聽這位弟兄說過此話。
倪弟兄在1967年，15年的刑期滿了，應該被釋放出來，但由於他不肯放棄信仰，被剝奪政治權利五年，先被送到上海郊區（青浦）的青東勞改農場。場長很喜歡他，常和他談話，並勸他放棄信仰。他在青東農場時，倪師母曾去看過他一次。當時他（她）們可去田野裡談話，無人在旁監聽。倪弟兄告訴她許多在監獄裡等事。後來他需要棉被，倪師母寄去後被退了回來。她無法，只得去提藍橋監獄打聽，原來由於他不肯放棄信仰而被送去安徽白茅嶺勞改農場。倪師母再也沒有見到倪弟兄。
1971年11月倪師母因中風去世，倪弟兄知道後非常悲痛，因為他一直想他快要期滿可與妻子團聚，並照顧她的身體。誰知她竟中風去世。倪弟兄的同房間人都說從未見到有人為喪妻如此悲痛。但是在四月二十二日從他給倪師母大姐品琤的信中，知道他“維持自己的喜樂”，靠主得安慰。
倪師母的大姐從北京去白茅嶺農場看他，辦理他將期滿可出來的事。後來第二次擬去看他前，接到一個電報（72年6月1日），說他已去世。等她和我大女兒趕去農場，才知他們已將他火化。燒骨灰的老人說：“這人很高，嘴唇都發紫色。”有人說，可能是發心臟病致死，也有說可能是被逼致死的。因為他刑期將滿，場裡逼他放棄信仰，他不肯。後來心臟病發作，非常厲害，他們在他垂危時，將他放在一台拖拉機上，拖去四十里外的農場醫院。他是個心臟病垂危的病人，不能忍受四十里坎坷不平的山路的顛簸，故在途中即去世了。（以上這些就是我女兒和大姨去農場時，農場的難友告知她們的）。
在我大姨和女兒去農場時，農場的幹部給她們看一張用練習本紙寫的字（是從他枕頭底下發現的）。“基督是神的兒子，為人贖罪而死，三日復活，這是宇宙間最大的事實。我信基督而死。倪柝聲。”農場幹部說：“這是他的絕命書”，意思他是自殺。但我們知道神的僕人絕對不會自殺。“我信基督而死”證明他是為主殉道而死。
有一位移民去江西弋陽的弟兄，他們鬥爭他說他是“中統特務”。其實他連什麼叫“中統”都不知道，以為是“總統”，受了很多折磨。他告訴我們，有一次一位政府派去的幹部，將一把手槍放到抽屜裡，目的要控告一位弟兄，說他私藏手槍，正好給一位作裁縫的姊妹看見。她站出來說：“是我親眼看見是你自己把手槍放到抽屜裡去的。”那位幹部非常生氣，但也只好不了了之，鬥爭會沒有開成。
我自己親身的經歷：我的弟兄患鼻咽癌，發覺時已是晚期。有一次我們全家一起為他的病禱告，正好另一位弟兄（是我們的家庭醫生）和一位姊妹（是護士）來看我們，也和我們一起禱告。我單位裡的同事知道了，一定要我承認這是“反革命活動”。什麼叫“反革命”？反對人民才是“反革命”。我們並沒有反對人民，也沒有做任何對不起人民的事，僅為我弟兄的病禱告，一定要我承認這是“反革命活動”。我沒有辦法，只好承認是“反革命活動”，否則不放我過去。欲加之罪是無法躲避的。在文化大革命中，由於我是倪柝聲的教會裡的信徒，說我是參加“反革命集團”，這是我的政治罪名。我父親開了幾個工廠，將股權分些到我們做兒女的名下，（其實我一分錢也沒有拿出過），就成為我的經濟罪名─剝削工人階級血汗。為這兩個罪名，我在本單位裡“靠邊站”，“監督勞動”，做了十年苦工（打掃女廁所，幹木匠活，泥水匠活，各種重體力勞動，從早到晚鏟生鐵鐵屑的）。後來雖然給我“平反”（說明我無罪），我卻得了一身的病。感謝神，讓我在這種環境裡更經歷了神的同在和帶領。如果我不是信主的，我可以自殺一百次。（當時有許多人自殺，國內的人都知道）。那時我的弟兄已因鼻咽癌去世，如果我自殺，誰來養活我四個兒女？感謝主保守了我。所以對“栽贓”和“欲加之罪”，我是深有體會的。
倪弟兄一向是從不為自己分辯，默默無聲地忍受各種打擊，正為主“被藐視，被人厭棄，多受痛苦，常經憂患。”（賽五三3。） “他被欺壓，在受苦的時候卻不開口，他像羊羔被牽到宰殺之地，又像羊在剪羊毛的人手下無聲，他也是這樣不開口。”（賽五三7。）倪弟兄完全遵照主的話，經歷各種苦難，從不為自己辯護。特別在他被捕前，和他接觸的人都能感到他所講的話都是非常有份量、有能力的，絕非為梁先生所形容的那種罪大惡極的人所能講出來的。尤其在倪弟兄被捕前，我們從和他的接觸中都能摸到神，這絕非梁先生所形容的人所能說、能行的。梁先生本人從未接觸過倪弟兄，單從道聽途說寫了這麼多與事實不符的話，不知你的目的何在？高抬自己，攻擊神的僕人：神的僕人自有神自己會審判他，梁先生這樣大膽地批評神的僕人，您不怕到神面前去，神給你算帳嗎？以前初期教會使徒彼得等被帶到公會前，受到迫害，公會的人甚至想要殺他們。（徒五33。） “但有一法利賽人名叫迦瑪列（即保羅的老師）是眾百姓敬重的教法師，在公會中站起來，吩咐人把使徒暫且帶到外面去，就對眾人說：〝以色列哪，論到這些人，你們應當小心怎樣辦理。……現在，我勸你們不要管這些人，任憑他們吧！他們所謀的，所行的若是出於人，必要敗壞，若是出於神，你們就不能敗壞他們，恐怕你們倒是攻擊神了。〞（徒五34~39。）我奉勸梁先生，你將來也要到神審判台前去的。你這樣攻擊神的僕人，使許多神的兒女受到影響，你不怕到神前交帳嗎？即使你的話有部份是真的，那倪弟兄自有他的主人在，不用你去中傷，何況有好多話是你聽人傳說而沒有證實的，你在神的審判台前能站立得住嗎？而許多弟兄姊妹因此跌倒灰心，你在神面前能無辜嗎？我實在為你可惜擔憂，願神光照你，不要做得罪神、傷害人的事。請原諒我如此坦率冒昧的話。我是希望你能回轉歸向神。願主憐憫。 |
